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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元1062年，北宋嘉祐七年八月，中过一次风的仁宗皇帝宣布立再堂侄赵宗实为皇子，并为他改名赵曙，成为大宋江山社稷名义上的合法继承人。
（仁宗的父亲真宗和赵曙的祖父是亲兄弟，都是太宗的儿子，仁宗和赵曙的父亲濮王赵允让是堂兄弟。）
赵曙很早就作为备选人进宫生活，中间历经仁宗生子而子亡，自己离宫又回宫的反复，此时已经三十二岁了。
满怀惊恐的他此后没有更进一步被正式立为皇太子，直到嘉祐八年三月仁宗突然去世。
仁宗其实并不想认这个和自己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儿子。
他太不甘心了，作为九五至尊，作为一个父亲，他竟然没有儿子。
实际上仁宗生过三个儿子，一个也没能活下来，可见当时的医疗水平确实不咋地。
一想到日后必须把皇位传给别人的儿子，仁宗死不瞑目！
可是不管他暝不瞑目，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半夜，仁宗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宣读大行皇帝遗照，宣布皇子赵曙即位，尊曹皇后为皇太后。
赵曙做了皇帝，史称英宗。
提心吊胆了二十多年，终于坐上龙廷，按说此时的英宗应该志得意满，笑傲天下。
可天不遂人愿，他病了，从嘉祐八年四月初四到二十四日，整整二十一天，都没有离开病榻。
好了几天，又开始断断续续地休起了病假，于是曹太后顺理成章出来主持局面，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
不久宫里传出闲言闲语，英宗讳疾忌医，拒绝吃药，“传闻太医所上汤剂，鲜用服饵”。
宰相韩琦进宫探望，英宗躺在榻上，后背对着一旁劝药的曹太后，紧闭双唇。
韩琦无奈，只得“亲执药杯以进”，想喂英宗吃药，不想被粗暴地推开，药汤洒了韩琦一身。
看着恼羞且怒的英宗，韩琦瞬间明白了——皇帝不敢吃太后监制的药，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仁宗和曹太后对英宗的猜忌与嫌隙，在开封城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幸有那帮饱读圣贤文章，奉圣贤之礼为圭臬的大臣们如履薄冰、小心维护，终于使得英宗有惊无险，顺利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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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02
韩琦何许人也，当年和范仲淹并肩战斗，一起在陕西抵抗党项人的侵扰，又曾经一起主持庆历新政，能文能武，是不折不扣的老牌政治家。
1056年仁宗中风的时候，为了防止仁宗突然驾崩可能造成后继无人的恐慌。
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私下准备好可以让英宗继位的一切文件。
一旦仁宗离世，便拿出所谓“仁宗的遗愿”，即刻拥立英宗接掌大位。
仁宗病情好转后，这个计划无人敢再提起，但谁能保证仁宗和曹太后会毫不知情，心中会毫无芥蒂？
韩琦心中雪亮，面对曹太后喋喋不休的哭诉和抱怨。
他与另一名宰相曾公亮、副相欧阳修、赵概等，联合掌管军事的枢密院高层，坚决表示支持英宗，皇帝不可动摇！
曹太后不愧是女中豪杰，她手中还握有另一张牌，一个宣称怀有仁宗龙种的卑贱女人。
这个女人是宫中贵妇永昌郡夫人翁氏的“私身”（女奴）韩虫儿。
据她自己描述，一次她去井边打水，正好仁宗路过，看到有一条小龙顺着栓水桶的绳子攀缘而上，爬进了她的肚子。
仁宗觉得这是要生儿子的吉兆啊，头脑一热，不管不顾就临幸了韩虫儿，并按照宫中规矩，留给她一个金钏做表记。
然后，韩虫儿就宣布怀孕了。这个故事或者事故，仁宗的《起居录》里应该没有记载。
曹太后闻讯后立即将韩虫儿保护了起来，派了宫女专门照顾，每天拨款两千铜钱（大致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到两千元）供她好吃好喝。
这好比是悬在英宗头上的一把利剑，万一这个女人真的生出了男孩，那就是仁宗的独生子，是仁宗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试问英宗焉能不病，又焉敢吃药！
所幸后来的事实证明，韩虫儿得了幻想症，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肚子依然波澜不惊，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象而来。
忙了几个月，曹太后竹篮打水，只得将永昌郡夫人降级处罚，韩虫儿发配到尼姑庵带发修行。
在诈孕案之后，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公开了。
韩琦、欧阳修等早已表明态度，皇帝是绝对不能更换的。
而英宗在获得士大夫集团的明确支持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不久就出来上班、主持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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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太后
03
经历了一系列阴谋阳谋和坚持不懈地斗争后，韩琦入宫强逼曹太后撤帘，迫使她交出仁宗传下来的皇帝符宝，黯然退入深宫，从此告别政治舞台。
只是她没有想到，两年后又出来露了一次脸，而且是为了迎合英宗和逼她离开的宰相们。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实现了对皇权的全面掌握，而此时，距离他即位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
英宗坐在大殿上，俯视着下面唯唯而应的文武大臣，意气风发地问道：“积弊甚众，何以裁救？”
这一问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让很多人以为，长期压抑的皇帝终于要大干一场，清除积弊，锐意革新了！
英宗是智慧的。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提议，礼官、文学侍从集体讨论，应当给予英宗去世的生父濮王什么样的名分和待遇。其实，韩琦首建此议是在治平元年五月太后撤帘之后。
英宗看清了韩琦等人的阿谀谄媚和其中的政治风险，没有批准；而目前政局稳定，大权在握，是合适的时机了。
讨论进行得很顺利，这群饱学之士先后出场，经过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证后，在司马光等人的主导下很快达成一致：维护仁宗的宗法地位，反对过度尊崇濮王。
司马光亲自起草了讨论报告上报英宗，特别指出“圣人制礼，尊无二上”，历史上，那些自旁支人入继之后尊生父为帝、生母为后的皇帝，都遭人耻笑。
对于这样的结论，英宗和宰相们当然不会满意。讨论组收到公文，要求他们明确，英宗在任何场合提到濮王的时候，究竟该用怎样的亲属称谓，能不能直呼其名——“当称何亲，名与不名”。
经过再次讨论，又很快达成一致，按照本朝崇奉尊属的先例，法律上英宗只能是仁宗的儿子，濮王是仁宗的堂兄。
所以英宗对濮王“合称皇伯而不名”，只能称呼皇伯，不能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也就是说，英宗不被允许管自己的亲爹叫“爸爸”，而要称作“大爷”。
英宗愤怒了，提心吊胆了二十多年，终于坐稳了朝堂，结果亲爸爸给弄没了。
韩琦的盟友，一代文豪欧阳修亲自执笔，洋洋洒洒一篇奇文，提出出继子保留对生父母的“父母”称呼，符合天性，是一种诚实的行为，所以是高尚的，是值得推许的，因此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父。
这篇文章引起全城哗然，甚至惊动了久未露面的太后，相信太后的心里在滴血。
濮王的尊崇问题，史称“濮议”，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英宗该怎样称呼他的生父濮王，也就是说是该称呼“父亲”还是“皇伯”。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更是一个法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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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围绕“濮议”，大宋中央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一场有关皇帝父亲名义的争夺战。
论战的一方是韩琦、欧阳修等宰相中书大臣，称作“皇考派”；
一方是司马光领衔，以台谏官为核心的礼官、文学侍从，称作“皇伯派”。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每天吵架，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谁也说服不了谁。
濮王的称呼问题真的这么重要吗？
英宗为什么就不能管自己亲爹叫“爸爸”？
不要去理会儒家那些冠冕堂皇的经典语录和刻板枯燥的说教，让我们驱散遮挡眼前的迷雾，剥去英宗以及各位辩友的伪装，去探寻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吧。
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从表面上看有关礼义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是政治事件，是权力斗争。
英宗想借“濮议”打破礼义秩序，树立威权，操控群臣，获取不受约束的最大权力，达到皇权专制；
宰相们迎合皇帝，借机排除异己，巩固势力，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
这点心思谁不明白？
司马光振臂一呼，带领台谏官、礼官侍从轮番上书，雪片般的奏章递进皇宫，堆满了皇帝的御案。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英宗决定暂时收队，凉一凉再说。
到了八月，开封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导致上万间军营和民房倒塌，“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
而在去年夏秋之际，开封东南的十几个州县已被大水淹没，灾民遍野，卖儿鬻女；
到了冬天，气温高得离谱，又刮起了黑风；
今年夏天又爆发了瘟疫，街头田间几乎每天都有长长的送殡队伍。
英宗慌了！
他陷入深深的恐惧和自责当中，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
英宗立即下了罪己诏，揽下了所有的责任。
但那颗骚动的心怎么会停息？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随着“皇伯派”的主力选手司马光和范镇等人的相继离职调岗，宰相们采取了一个极度耸人听闻的方法：
请皇太后出面写一封信，充分体现她的顾全大局，建议英宗称呼濮王为“父亲”，提议尊濮王为“皇”，尊濮王的三位夫人为“后”。
可能还是强硬的韩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就是太后想平安度过余生，这封信公开发表了。
同时发表的还有英宗的感谢信：
“我刚继承大统，唯恐我的德行与地位不能相配。
称濮王为‘亲’，应当谨遵皇太后的慈训。至于其他要求，就诚惶诚恐，无论如何不敢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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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英宗胜利了。
他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圆满地（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解决了濮王称呼的难题，找回了亲爹。
更重要的是，通过“濮议”事件，他学会了政治斗争的手段，不管是高尚的还是肮脏的；
他看清了“皇考派”和“皇伯派”的真实面目，挑拨和操控这班大臣，让皇权愈发坚固牢靠。
英宗舒了一口长气，他决定彻底告别因“濮议”给朝廷带来的纷争与破坏，准备上下团结，“洗心自新”，裁救积弊。
三月，英宗发布诏书，其中“四海之内，狱讼冤烦，调役频冗，而与夫鳏寡孤独死亡贫寒，甚可伤也。
转运使、提点刑狱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闻。”
五月，英宗命令中书（即宰相办公厅）变为纯粹的议政及决策机构，只需要把握大的方向，那些琐碎的、可按章办理的政务由相关部门具体执行。
他已经露出爪牙，开始运用手段，削中书的权了。
英宗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可惜到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却撒手尘寰，享年三十六岁，给继承者神宗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同时，英宗又种下了一粒“专制独断”的种子，它会在神宗的心里生根发芽，成就了日后与“拗相公”王安石的风云际会，造就了那段让后世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变法传奇。
那个伟大的时代终于要来了，它却注定与英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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