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带·裴新：8964｜我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这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从北京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拍摄到的画面。前美国之音记者艾伦·裴新（Al Pessin）用一台家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个宛如电影中的场景。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前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社长裴新从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的窗口拍摄到的画面。 (照片提供：裴新)
在裴新的印象里，这一天，仿佛全北京的人都在游行。人们从早上8点走上街头，到了下午3点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天安门广场进发。

有人说，1989年那个春夏之交是“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但是，那看似即将成真的梦想却被6月4日凌晨的隆隆坦克和密集的枪声击得粉碎。

裴新：1989年6月4日是我儿子一岁的生日。我们请了一些人来建国门外的公寓。6月4日下午，那时候已经开枪了，天安门广场已经清场。我们的公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两公里左右的地方。

我当时拍了一段录像，所有的小婴儿都躺在地板上，父母们围坐在客厅。我把摄像机的镜头摇向窗户，推进，在长安街路口和环路的交界处，立交桥的匝道上站着军人和坦克。那真是一段非常令人震惊的小婴儿生日聚会录像，窗外就是坦克和拿着步枪的士兵。

裴新，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后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六四镇压35年后，这个场景于他仍然历历在目。

原来他们不是麻木的中国年轻人

裴新1976年加入美国之音；1984年至1987年间任美国之音驻香港分社社长；1987年夏天搬到北京，加入美国之音北京分社。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 “正在努力摆脱毛氏乌托邦试验和文革阴影的国家”，“经济改革正阔步前行，政治改革则如婴儿学步”。



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艾伦·裴新。(照片提供：裴新)
裴新：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报道很多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农业领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中国观察家都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学生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完成学业、找工作、赚大钱、开展自己的事业。

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年轻人刚刚可以在完成学业后出去挣钱、创业，或为利润丰厚的私营企业工作，而不是为国家效力。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些才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

事实上，从1986年末到1987年初，中国多地曾爆发政治学潮。学生们提出民主选举、允许私人办报、释放政治犯等诉求。北京高校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喊出“反对暴政”、“言论自由”等口号。

这些被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抗议统统被中国当局镇压。中共元老将学潮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的煽动和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纵容。胡耀邦做出检讨，被迫下台，由赵紫阳接任。

在裴新看来，1987年的镇压摧毁了中国学生策划任何政治活动的可能。在那之后，高校学生的诉求似乎停留在更小的层面。

裴新：我唯一记得的抗议活动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对伙食和住宿条件提出不满。这种不满在世界各地其他大学的校园里都很常见。但是这些抗议和国家政治无关，直到胡耀邦去世。他的去世引发很多年轻人的共鸣。我想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1989年4月15日，被视为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猝逝。他的去世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悼念浪潮，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席卷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亲民主抗争。

裴新：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运动期间，有一天，我们试图开车到天安门广场去。长安街上挤满了人和车，根本不可能靠近天安门广场。我们于是拐进一条小巷，在胡同里缓慢前进。

突然，一些有组织的游行队伍从我们车子后面走来。他们从两侧经过我们的车子，又走到前面。人们举着横幅，上面写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这些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横幅上写着他们来自某个建筑公司、某家医院，还有其他一些单位。

这时我们意识到，这场争取更大民主的运动已经超越了学生和年轻人。我们立刻调转车头，没有去天安门广场，而是返回办公室报道示威活动的这一最新动向。

那段日子，裴新经常到广场去。他发现美国之音的节目在广场学生中很受欢迎。

裴新：他们会把收音机举过头顶，把音量调到最大，让人们听到。他们也会把中文广播的内容抄在纸上，张贴在市内，特别是广场附近的电线杆上。

在裴新的印象里，起初，广场上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氛围。

裴新：那时候人们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可以利用学生间的团结来实现政治变革，实现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政府透明度和问责。要记得，抗议活动从北京蔓延到全中国每一个省会城市，所以学生们充满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政府内部的一些人似乎也的确有这个意愿。

和所有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他们真地认为他们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谈判，让他们一长串诉求中的部分诉求得到满足，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然后，他们或许可以从广场凯旋。

他们满怀希望事态会这样发展。他们提出的都是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

但是民众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接受。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没有改革的意愿，不愿去回应学生的要求。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搞掉赵紫阳，接着就该对付学生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记者团成员，裴新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握手，宣告中苏关系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离开北京后，中国领导人随即宣布戒严，禁止一切抗议、集会。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也被革职，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裴新：赵紫阳去了广场以后，我们知道距离天安门清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和其他一些因素，使邓小平让事态拖延得比他原本能容忍的限度更久了一些。但是一旦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行动就开始了，首先是搞掉赵紫阳，接着就该对付学生们了。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裴新从北京发回很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1989年6月4日凌晨，一个20岁的学生在天安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裴新发自北京的报道】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那年夏天，裴新还采访过很多情绪激动的幸存者。一位美国教授说，军队向广场进发时，他藏在一座立交桥下逃过一劫。他看到子弹擦身而过。

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医院大厅里堆满了尸体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人们躺在肮脏的床垫上，或直接躺在地板上。伤亡者中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裴新至今保留着当年在中国的采访录音。(照片提供：裴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报告新闻。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军队使用暴力，一路血腥洗劫到天安门广场，把在那里进行了三个星期静坐示威，要求民主的群众清除出广场。北京市民对于政府军队的这个行径感到万分的震惊。在伤亡人员之中有妇女、有孩子。

报道说军队随时在火化尸体，以便减少伤亡统计的人数。当地电台发布新闻说，军队指挥官祝贺部队执行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光荣任务，并且说一些士兵壮烈牺牲了。电台还宣称人民对军队是感激的。然而被外国新闻记者采访的广大北京市民都谴责对民主示威群众这场大屠杀。”

限你72小时离开中国

天安门运动期间，中国官方加强了对美国之音广播的干扰。与此同时，如同今天互联网上的水军攻势一样，美国之音驻北京的办公室成为骚扰电话攻击的目标。

裴新：大屠杀后，美国之音办公室开始接到一些非常奇怪的电话，对方讲的是英文，但都不太流利，他们骂骂咧咧，说很多侮辱性的脏话。

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天，我正和翻译坐在一起看晚间新闻。这时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正是我们在看的新闻节目。

我说，喂，你好，你好，但是只有电视新闻的声音。恰好就在此时，电视里的播报员开始念一篇稿子，批评美国之音对天安门和中国的报道，说我们撒谎、搞宣传之类的。这篇稿子念完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说：你听到了吧，听到了吧！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相信这是中国政府搞的，他们想确保我听到了他们的新闻。

裴新开始担心，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他可能会被抓捕或被驱逐出境。

裴新：我有一堆录音带，里面是过去六个星期的运动中我对学生们的采访。很多学生告诉了我他们的姓名，这些都记录在磁带里。我很担心我们的办公室会被突袭。这些录音带可能会落入政府手中。所以我把磁带装进几个袋子里，把它们送到……我不想说出具体的地点，但是我把它们带出了办公室，放到我认为安全的地点，后来它们被寄还给我。

6月14日，第二只靴子终于落了下来。北京市政府外事办的官员打电话来要求面见裴新。

裴新：我被带到接待室。里面有沙发、书柜，还有几把椅子。我坐在沙发上，面前有一张茶几。现场还有摄像机和一位摄像。摄像的照明灯很刺眼。一个我从未谋面的男子准备宣读一份文件。

我说，既然你们在录像，那我可不可以录音呢？他说，可以。于是我从包里掏出录音机，放到茶几上，开始录音。

这名男子向我宣读了一份文件，指责美国之音歪曲事实，指责我从事非法报道，煽动反革命暴乱，命令我在72小时内离开中国。

我反驳说，美国之音只指报道我们在当下力所能及采集到的最准确的新闻。我没有煽动反革命暴乱。我有几分钟的时间发表我的观点。


裴新在中国期间使用的录音机(照片提供：裴新)
那次短暂会面结束时，那名中国官员挡在门口，要求裴新交出刚才的录音带。

裴新：我灵机一动说，我不能把磁带给你，因为它不属于我。这是美国之音的财产，我需要获得许可才能交给你们。

然后我给美国之音北京分社打了电话，跟我的同事贺朴勤（Mark Hopkins）通了话。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要被驱逐出境了。我想他明白了我真正想说的话，我希望他通知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

同一天，美联社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也被北京市国安局的官员约谈，同样被限令在72小时内离境。两名美国记者被限期出境的消息登上了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

几个星期后的7月8日，美国之音另一名记者贺朴勤也被要求去面见中国官员。他同样被命令在三天内离开中国。



美国之音记者贺朴勤（Mark Hopkins）(照片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
裴新：我到北京的时候，贺朴勤是北京分社社长。 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我87年到北京后，他如期离开。 88年我成为北京分社社长。 他成为美国之音波士顿记者站站长。

大屠杀发生后，他被派往北京协助我们。几个星期后，他也被驱逐了。 我们被驱逐的原因不同。我是因为在戒严期间非法采集新闻，还有他们所说的“煽动反革命暴乱”。贺朴勤则是因为违反签证规定。他当时持有旅游签证，但是从事了记者的工作。

2006年，贺朴勤在华盛顿病逝，享年75岁。这位传奇记者不仅报道了1989年被坦克碾压的天安门运动，也最先向世人报道了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消息。

中国官方说， 美国之音“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和暴乱期间，捏造事实，编织谎言，通过对华广播造谣惑众。”

时任美国之音台长理查德·卡尔森否认这些指称。1989年6月15日，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

卡尔森：我们中文部的同仁掌握了大量信息，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向数百万信息匮乏的民众提供消息。 他们对中国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历史连接，和中国人心心相通。但是他们始终秉持新闻工作者的原则，提供没有偏见、没有谣言、公平、诚实、平衡的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部门的编辑、广播员、政策部门的工作人员向外界提供了大量准确、平衡的报道。

那名中国年轻人对我说 不要灰心

回望35年前那场风起云涌的抗争，裴新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人开始变得缄默。他们不愿谈论、不敢谈论发生了什么。恐惧、幻灭笼罩人们心头。

贺朴勤也曾对美国媒体说，那时候“整座城市陷入了沉默……人们害怕与我们交谈……军队和秘密警察掌控了这座城市。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

那么，今天的中国比起1989年是变好了，还是更坏了呢？

裴新：看看香港几年前发生了什么吧。当年的领导人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笃信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可能危及、质疑党的领导，或者伤害共产党声誉的事都是不可接受的。邓小平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不能接受，习近平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也同样不能接受。

我认为，中国不会再发生天安门那样的大规模抗争。我看不到那样的可能性。特别是35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政府控制人们的能力也远超35年前。他们掌握着那些高科技，我看不到中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很难再有一场天安门抗争。

35年前临别北京的一天，裴新正在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电话又响了。那是一通让他毕生难忘的电话。

裴新：电话那头是一名男子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位年轻人。 他说，这里是美国之音吗？ 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不要灰心”。

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 他是用英语说的。 我说，对不起，您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慢慢说：“不要灰心”。

我屏住呼吸，不知如何应对。然后我对他说：“你也不要灰心”。

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2015年，裴新从美国之音的记者岗位上退休了。在他新闻生涯的39年里，他报道过世界很多地方的民主抗争。

裴新说，聆听人们讲述对民主、自由的渴望，见证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那孤注一掷的执着，总会令他感动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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