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近代科学第一次传入中国。

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日本科技史家薮内清也曾写道: “由唐至明末的外来科学……其最终的结局，是被中国的传统所湮没。只有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输入的外来科学水准比中国高，具有一种与中国传统抗衡的力量。”

清初，由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制定的历法由清廷作为“皇历”颁发，可谓是这一场“西学东渐”的最高峰。

传“西法”

汤若望（1592-1666），原名约翰·亚当·沙尔。他出生在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骑士家族，自少年时期起，即到罗马进入耶稣会所办的学校接受神学和科学教育，并加入耶稣会。

1619年，汤若望来到中国。在澳门学习了汉语后，依照当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普遍做法，他取汉名为“汤若望”，因为“汤”与“亚当”发音相近，而“若望”则与“约翰”谐音。

依照德国学者恩斯特·斯托莫的说法，汤若望乃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天才”，而这时的耶稣会，也正在中国实施“科学传教”策略。

这一策略由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创。

在初入中国时，利玛窦穿上了佛教僧人的衣服，向平民布道，但毫无效果，他转而认识到，应该争取让士大夫成为天主教徒，通过“上行下效”为天主教的传播打开局面。于是，他改穿儒服，结交士大夫，和他们论学，并展示他在数学、天文学、制图学和机械学上的过人之处。

新做法果然引起了不少中国读书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些人成为利玛窦的支持者并改信基督。

1601年，利玛窦获准留居北京，并因数次准确地预测日食而声名大振。

这时，朝廷也正在为历法的屡屡失误而苦恼。

《明史·历志》载：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万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监官推算差一日”。

在古代中国，历法绝不仅仅是一份时间表，而是天人秩序的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以圣名颁行“皇历”，以此指引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活动，使之合于天意。

也正是因为历法如此重要，所以其推算稍有差错，即是不祥之兆。以预报日食为例，因为太阳象征人间的君主，如果日食发生，就相当于皇帝受到了侵害，这时必须进行“用牲于社”的仪式，以帮助皇帝免灾或改过。

但是，当时明朝所行的《大统历》乃是沿用了元代郭守敬所制《授时历》，并且在两百年里未曾对之进行修订，致使误差日积月累，到了明末越发明显。

而历法之所以不能得到修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经历了元代的高峰之后，在明代进入了停滞期。钦天监即便有心，也无力改进历算的精度。

更何况，如果有其他人成功地修订了历法，则相当于原有的天算学者失势于庙堂。

也就是说，历法改革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到现实的政治利益。

对于急切地想要影响朝廷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说，这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605年，利玛窦向罗马发出求援信：“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学的教团成员到北京来！”

多名精通历算的耶稣会传教士，随后分批来到中国，汤若望即为其中之一。他们此来的目的，是要和中国的传统天算学者争锋，更是要借此让耶稣会传教士登上庙堂。

1629年6月21日，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再次预报错误，崇祯帝震怒不已。徐光启借机上奏，请求设立历局，以“西法”修改《大统历》。众多钦天监官员原本一直很抗拒修历，但为了避免获罪，也转而主动要求修改历法。

1630年，汤若望进入历局，并成为修历主力。随后，历局陆续完成《崇祯历书》一百多卷。这是中国第一部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制定的历书，不过它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颁行的机会。

1642年，崇祯帝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是，“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制“皇历”

1644年，李自成与清军先后进入北京。

多数传教士避乱南下，汤若望独自一人留守宣武门教堂。这里存放着大批为印制历书而准备的印版，它们是汤若望的毕生心血，也是耶稣会能否立足北京的资本。

李自成兵败时，北京成为了人间炼狱。溃兵毁坏紫禁城的巨响，一直传到数十里以外；城中的许多民宅也遭到火药炸毁。当一群盗匪试图抢掠宣武门教堂时，他们看到了看起来比他们更为吓人的汤若望。

汤若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中国人并非胆大之徒，但我不知他们心中之怒火会烧向何方，也不知是何缘故引发这场大乱。故我手持倭刀，立于厅堂门前，准备抵挡袭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如我设想的那样：屋顶上的人看到我手持兵器，威吓逼人，满腮虬髯，摄人心魄，便开始道歉，高喊他们正在寻找匪徒，既然府邸平安，他们自会速速撤离。”

城内百姓欢迎清军入城，因为一个新政权至少可以使这座城市脱离无秩序的恐怖状态，但是他们仅有一个晚上得以喘息，次日又迎来新的厄运。

清军发布通告，中、东、西三城为满人保留，原有住户应在三天之内，全部迁走。汤若望也在应迁之列，但他认为，这更是一次机遇。

他马上写了一份禀帖，加入到紫禁城外的请愿人群中。这份禀帖写道：“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来京……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讹，奉前朝敕修政历法，推测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著有历书表法一百四十余卷……伏乞皇上轸念孤忠，特赐柔远之典。”

应当说，这是一份措施巧妙且得体的禀帖。先是介绍了汤若望的身份、为前朝所做的贡献以及对历算之精通，然后向新朝表示出报效之意。它很快就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案头并受到他的欢迎。

这时的清廷，正需要招纳汤若望这样的历算人才。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如今“天运已新”，急需制定新历法，以“改正朔”证明清朝取代明朝乃是天命所归。此外，它还可以通过重用汤若望，传达敬重人才的信号，以收拢人心。

但是，清廷首先要对汤若望和其他历算学家做一次考验。很清楚清廷用意的汤若望上奏新朝，“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

这份奏折，实际上也是汤若望对历算对手的一封战书，因为其他历算学家这时也在向新朝呈送历书。

八月初一，朝廷命大学士冯铨率汤若望等人登上观象台，对各派推测的日食预报做现场验证。

报时辰的官员大声宣读。回回历算法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没有出现；大统历算法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仍然没有出现；汤若望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准时出现。

朝廷随即降旨，以西洋新法造《时宪历》，颁行各省。随后，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洋监正”，也是“西法”历书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皇历”。

利玛窦所创的“科学传教”策略，由汤若望进行了创造性的执行。年少的顺治帝时常前往汤若望的府邸，询问如何推算日月食、如何采制琥珀油等各种对长于深宫的他来说都很新奇的问题。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尊敬的长者）”，授予汤若望正一品官衔，并依照中国的习惯追封汤若望的先辈。

扶摇直上的汤若望不经礼部同意，即重建了宣武门教堂。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教堂将原来的小教堂取而代之，它远远高出附近的房子，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望见它。

1874年的宣武门天主堂造型，此时建筑已经多次重建

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因汤若望的声望而得到保护。一位中文名为傅汎济的传教士致信感谢汤若望：“我们大家……都很安全地憩息在你的荫影之下。”

当时也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甚至这样写道：“汤若望对皇帝的影响比全部督抚和贵族加在一起的还大。他的名字在中国，要比任何一位欧洲名人在国外的名气都大。”

受“历狱”

但是，属于汤若望的灾难也正在悄悄地酝酿。

当他把科学作为传教的工具时，实际上，当时清廷也只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工具，甚至把带来近代科学的传教士也只是视为工具。

换言之，清廷之所以重用汤若望，主要因为他是难得的历算人才，而精准的历法具有统治亿兆子民的优良工具价值。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顺治帝对汤若望所带来的“奇巧之物”深感好奇时，对天主教教义却不感兴趣。这不免让汤若望感到失望，因为他的传教策略乃是以中国的上层要人改信基督为最大的目标，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向顺治帝讲述耶稣受难以及诸信徒苦修的故事，但后者只是听听而已。

汤若望懊恼地写道：“人多怀诡诈，尤以东方人为然，连上帝的信仰也无能为力。”

1657年，顺治帝下诏在宣武门天主教堂前立碑一座，且亲笔写了《御制天主堂碑记》。在碑文里，他明确表示：“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但是，他又称赞了汤若望的守教精神，“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也就是说，作为皇帝，顺治帝最在意的是忠君之道。儒家学说经过历朝历代的改造，已非常做为适合巩固皇权的工具，对此他自然“服膺”；如果天主教风行中国，那么皇权在面对“教权”时如何自处？所以顺治帝认为，传教士对信仰的忠诚精神，倒是值得皇帝的子民学习，只是子民必须清楚，这忠诚的对象要指向皇帝。

这时的顺治帝，其实已经在疏远汤若望。在题写《御制天主堂碑记》之前，他就已经很少和汤若望接触，而是开始频繁接触汤若望所反对的僧人。

顺治帝病死后，历算对手借朝中权力更替之际向汤若望发难。

1664年，歙县人杨光先向礼部呈送《请诛邪教状》，参劾汤若望。在这份控告书中，杨光先回避了他所不擅长的“历数”，而是从“历理”入手，控告汤若望在为襁褓中夭折的荣亲王选择葬期时，误用洪范五行，祸及董贵妃一病而亡，接着又殃及顺治皇帝，使他年仅24岁就早离人世。

杨光先所说的“历理”，简言之即“阴阳五行之理”。对于传统的“皇历”来说，乃是“历数”和“历理”并重。“历数”追求科学性，以精准地确定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等事务；“历理”则“视生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应用于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事务。

对于汤若望来说，他不可能精通“历理”，甚至不可能赞同“历理”。因为，他作为一名传教士，“历理”在他眼中乃是一种要攻破的迷信。

结果便是，以历算之学而登庙堂的汤若望，最终也因为他的历算之学“为祸”帝王之家而获罪。1665年1月15日，刑部判决，汤若望应处以绞刑。

在刑部宣布判决的次日，恰有日食要发生。刑部官员让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代汤若望做预报。当天下午3点，日全食在南怀仁预报的时间开始，而杨光先等人不但预报错了时间，还预报成了日半食。但刑部依然坚持死刑判决。

最终是异常的天象救了汤若望。

1665年4月13日，一颗彗星划过北京上空。三天后，北京又发生地震。4月19日，朝廷发出大赦令。5月18日，汤若望离开牢狱，回到了宣武门教堂。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逝。

历法之争在汤若望的身后，又持续了数年。1669年，杨光先等因所编历书谬误百出，被康熙帝革职；南怀仁回到钦天监，复用汤若望制作的《时宪历》。

传教士依然作为精通历算之人才为清廷服务，但他们在朝廷眼中已无足轻重了。在一条给传教士的谕旨中，康熙帝写道，他留下他们，乃是“使尔各献所长”；若没有他们也无所谓，“尔等去留也无关涉”。

虽然，“西法”历书因其准确性最终胜出，但这并不是科学的胜利，只是“西法”历书的工具价值再次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或者说，当时科学在中国毫无独立价值，其能否存在或发展，完全取决于朝廷的需要，而同时期正在西方发生的科学革命，其革命性的意义即在于认为科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在于证明了无需天启的帮助，人类凭自身理智即有力量揭开世界的奥秘，而不在于某项具体的实用技术的进展。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第一次“西学东渐”，至此进入停滞期。一直到两百年后，在洋务运动的“自强”呼声中，清廷才不得不正视“夷人”之“长技”。（作者：何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