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浪形骸,只是米莱的一种包装
这才是米莱的本质:一个拥有着非常成体系的、稳定价值观、系统性经济理论、成套社会改造计划的完整的精英知识分子。
他所有放浪形骸的表象,都是为了成为网红,成为一个对于普罗大众,对于社会媒体、对于国家结构有影响力的人。他在竞选的时候拿起电锯,他在广播节目《拆解神话》里大放厥词,他在竞选纲领里惊世骇俗,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他必须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大众,影响选票,影响世界的人。
通过传统的政党政治,作为一个素人的米莱根本没有机会。只有直接通过诉诸选民,他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
他可以以自己的网红身份向大众发话,动员选民直接向国会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只有通过直接与选民对话,他的主张才能直接被选民所接受,从而反作用于被政党政治所控制的国会和地方政府。而且,只有通过对选民的认知控制,他才能真正地改变选民的思维方式。
在国际上不也如此吗?接受特朗普的夸奖和认证,他非常简单地就获得了国际关注度。
米莱明白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他装疯卖傻地假装不知道特朗普是个什么货色,装疯卖傻地立刻获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和支持。这笔生意有多划算?
还有一切关于米莱种种不靠谱的嘲笑和讽刺,米莱养了5只克隆狗,米莱和小狗通灵,米莱是一个密宗sex大师,三个月不射精,米莱的妹妹是他的摩西,精神领袖,米莱粗言野语,不修边幅……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米莱的包装。米莱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可捉摸的迷宫,成为一个国际级别的网红,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靠谱的政客,在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包装中,他可以为所欲为,把政党、国会、地方政府、国际关系玩弄于股掌之上。
抓住米莱的奥派本质身份,抓住米莱对于所有一切现代观念的深刻掌握,抓住米莱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分子(反同性恋婚姻、反堕胎、反枪支控制、器官买卖合法化……),你就能深刻地明白,米莱根本不像他表现的那么肤浅、疯狂与无聊(《说真的,米莱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后的希望》)。
那些雄心勃勃的重新分配财富的努力终将以重新分配贫穷而告终
索维尔的一些名言:1、二十世纪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许多国家始于均富,终于均贫。2、奥巴马总统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在试图实施的政策有多少是已经被试验过,试验了很多次,而且一次一次失败了。3、你只能没收特定时间存在的财富,却无法没收未来的财富——当人们看到未来的财富将被没收时,他们便丧失了生产财富的积极性。4、对许多政客来说,黑人的选票比黑人的生命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客总是试图让黑人选民感到不满、愤怒和恐惧。5、再分配主义者给了人一条鱼,并且让他/她希望在未来靠政府获得更多的鱼。6、许多重新分配财富的尝试,都以重新分配贫困告终。7、让不用为决定付出代价的人来做决定,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愚蠢、更危险的事情了。8、需要相当多的知识,才能认识到你自己无知的程度。9、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你可以赞扬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可以批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10、道德垄断是思想市场的对立面。11、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用力量来捍卫文明,那么就准备好接受野蛮吧。12、很少有事情比误导年轻人更可耻。13、如果保存文明的战争落在了窝囊废和野蛮人手里,那么野蛮人会取胜。14、 如果你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半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15、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很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引自《雪球》)。
电梯效应:当向上流动不再可能
“电梯效应”(elevator effect)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提出的概念,被用于描述“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的整体提升。这一隐喻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站在同一个电梯里,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但阶级不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尽管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但在收入、教育、流动性、法律、科学和大众消费各方面都呈现出集体增长。在这样水涨船高的背景下,贝克论断,德国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1992, p. 91)。
三十年后,基于“电梯效应”这一概念,奥利弗·纳赫特威写出了《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一书。在纳赫特威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贝克的上述观察是正确的——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标准也有所提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德国政府采取了零工经济作为应对措施。这种新的工作形式将劳动力划分为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依然如过去的传统一般受长期雇佣,另一个群体则受雇于新的临时、短期合同,且后者正逐步取代前者。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德国的生产力在继续提升,工资也在继续增加,但上升的模式已经出现分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发生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生产力继续上升(虽然和之前的上升模式不同),但平均工资却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同时,这种收入变化出现分化:对于排在前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得以保持或继续上升,而后百分之四十的家庭(超过三千万人)则经历着工资滞涨和降薪。下降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对应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纳赫特威的分析为“电梯效应”增加了新的内涵。在《德国电梯社会》中,他将这种新效应的特征归纳为四点。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中产阶级在该书出版的前十五年中逐渐缩水,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相对底层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不再同过去一般稳定。其次是主观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于对阶层下滑的担忧,甚至恐惧。同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根据纳赫特威讲述,德国社会过去共享着一种集体心态,即如果一个好的、工作努力的员工被公司解雇,那么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系统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如今,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者没有提升,会被视为个体的问题。换言之,是这个人不够好,所以才没有得到好的工作。这种心态的转变带来了“电梯效应”的最后一个特征,即一种新的加速和顺从——每个人都在努力变得更高效,有更高的生产力,以获得或保有一份不错的工作(黄琬《读《德国电梯社会》:当向上流动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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